童朝晖:党员医生要肩负双重责任|对话“两优一先”| 疫情

新京报讯(采访人员 戴轩)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,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专家、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、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在武汉、哈尔滨、吉林、北京、青岛、石家庄、通化等疫情一线留下了足迹,他出入隔离病房,救治重症患者。今年,童朝晖获评全国“两优一先”。他认为,同时作为医生与党员,要肩负双重责任,对自己有双重要求。
疫情期间 驰援多地救治重症患者
新京报:去年医师节的时候采访过你,你当时已经去了很多地方支援,行程一万五千公里,这之后纪录刷新了吗?
童朝晖:那之后又去过石家庄、通化,总的行程没再算过,但同事计算了我外出抗疫的时间,到现在有250多天了。
新京报:现在回头看,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?
童朝晖:还是武汉,疫情突如其来,很多未知的东西,病人多,重病人也多。后来是石家庄、通化病情发展快,重病人不少。
新京报:会不会觉得越到后面工作越轻松一些?
童朝晖:经验是越来越多,但工作任务一直都很重,尤其我是双重身份,一边要救治患者,一边要做医院管理、人员配置、医生培训等方面的工作,每到一个地方,相当于从零开始,有时比在武汉还忙,吃饭也要碰运气。不过我喜欢临床,每天进病房虽然累,但感觉也挺好。
新京报:重症患者的救治最重要的是什么?
童朝晖:一谈到重症,很多人就想到有创呼吸机、ECMO,其实最重要的一定是医生的基本功,再高大上的设备,首先是对疾病的准确诊断,病情和病理生理的准确判断,而后制定合理的治疗原则。
在石家庄的时候,有一名快90岁的高龄患者,有心脏病,血氧、血压低,管床医生凌晨给我打电话说要插管,我过去一看,说不用插,补液就行。老年人体质弱,插管预后不好,但管床医生不敢补液,怕心衰。在其他地方抗疫也有类似的情况,高龄患者多,不敢补液,要上ECMO。其实临床没有绝对,只要医生基本功扎实,找准大方向,掌握好平衡,有时用简单的、伤害更小的方法就能解决问题。这几个患者最后都没有上机,通过基本的治疗手段治愈了。
新京报:近期的疫情让大众对变异株非常关心,你从临床上有感受到明显的变化吗?
童朝晖:新冠的本质就是病毒性肺炎,临床特点、病理生理特点、大的救治策略,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,治疗上也没有特效药,都是靠支持治疗和患者自身的免疫力。病毒变异,潜伏期、病情进展会有微小的变化,但都是正常现象,老百姓不用太紧张。疫苗是有效的,做好日常防护也是有效的。专业问题,交给专业人员操心就好。
新京报:患者们的心态有没有更平稳?
童朝晖:还是紧张、焦虑,或多或少有些心理上的问题。有不少患者,各项指标都达标了,就是不出院,说怕自己出院就憋死。新冠不像慢性病,时间久了就习惯了,它是突然到来的传染病,健康人一下子变得喘不上气了,心里难免紧张,对这个病的妖魔化也比较厉害,病人更加害怕。
新京报:怎么处理这种现象?
童朝晖:每次进病房我都要安抚他们,疏导疏导,开开玩笑。呼吸科这种情况挺常见,很多人不是脏器疾病,而是心理上的问题,医生既要会看病,也要会沟通、会“看相”,好的临床医生,必须是一个好的心理医生。
新京报:这次抗疫经历给你留下了哪些思考?
童朝晖:面对未知的疾病,人类需要不断研究和学习,但我们在科研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早期武汉疫情国内发了很多论文,多以病例分析为主,样本量也不大,缺少高质量的研究,相比之下,国外有很多文章质量不错,一方面是人家病例多,一方面是开展多中心、对照研究,实验设计严谨,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