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？什么是真正的武侠

中国人崇拜武侠闻名于世，不仅武侠书报畅销海内外，武侠背景的功夫电影更打入了世界电影之都好莱坞。要理解中国人何以偏爱武侠，人人都想做“老大”，一切还须从江湖说起。没有江湖化，便没有武侠崇拜。
有一种浅显的解释，说武侠是中国文化的英雄。此言差矣，武侠只是枭雄，不是英雄。英雄何指?譬如孙武、吴起、霍去病、卫青、岳飞、戚继光、文天祥、林则徐，他们是拿俸禄的。这很关键，拿俸禄说明身处合法正统体制内，维护正式规则，这是非江湖与江湖的界限，是第一个要点。枭雄是谁?是宋江、晁盖、韦小宝、黄金荣、杜月笙、许大马棒、“座山雕”，他们没人发饷，没朝廷出粮，靠自己去打砸抢，去巧取豪夺。这也很重要，是第二个要点，是靠抢，靠制造社会不公，而不是靠劳动。实际上，文学传统早有默认分类，前者是英雄故事，后者是豪侠故事，自古各有流派，各有受众。英雄不打家劫舍，豪侠离不了打家劫舍。至于“成者王侯败者贼”的说辞，仿佛混淆英雄与枭雄的界限，其实不然，它只说明枭雄和英雄是可转换的，并无绝对界限。枭雄放弃打家劫舍，皈依合法正统，或者创建正式规则，便是王侯，可自称英雄。得了正统，即可收租派税，谁还打家劫舍?譬如刘邦、朱元璋等。
还有一种解释，说国人崇拜武侠是对暴力的崇尚，是顶礼膜拜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 。这话虽沾点边，却不靠谱。论暴力革命，秦始皇、李世民、成吉思汗都是领袖，但这三人与武侠毫无关涉，从未有好事者将之划入武侠。他们是英雄而不是枭雄，是创立政治制度的政治家，而不是体制外的江湖豪侠。
武侠的文化母体是江湖。武侠首先是“侠”，其次是“武”，合而为一为拥有武功的侠客。侠，即是游离体制外的实力人物。武侠是江湖英雄，是江湖文化语境崇拜的偶像，其崇拜者遍及大众。这大众，狭义上是道上喽啰;广义上是被江湖化的普罗大众，是有江湖气的百姓。拳脚功夫加上义气，是立足江湖的两样法宝。一般说江湖分三教九流，下下等是那些食不果腹、风餐露宿的流浪汉，上上等是混得有模有样、悠游自在的武侠，专以仗义行侠名义打家劫舍。武侠崇拜是泛江湖子民对江湖豪侠的崇拜，是下下等对上上等的羡慕，这是武侠崇拜的由来。
中国人何以独具“武侠癖”?武侠故事给予深陷江湖氤氲的小人物，一个做白日梦的机会，使其从中寻求自我解脱和升华。梦境与现实的江湖互为表里，同属一个精神体系。江湖化越深，就越崇拜武侠，武侠故事就越流行。武侠文化流行与社会江湖化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，清朝比明朝流行，民国比清朝流行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比“文化大革命”前流行，两相比较便彰显了体制管理真空与武侠文化盛行的渊源。只要正式规则松懈，非正式规则就泛滥;只要非正式规则泛滥，武侠故事就繁荣昌盛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此呈现负相关。
当然，武侠写家并非都属泛滥货色，也有高明先生，境界直逼思想大师。此非戏言，许多中文系教授不屑于武侠小说，笔者不能苟同。华罗庚称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童话，往褒义说确系如此，背后蕴含精深的道理。譬如，对揭露中国近代史上江湖颠覆儒教制度这一黑幕，凸显两千年来的空前制度危机，当数金庸的《鹿鼎记》最一针见血。金庸小说《鹿鼎记》所含思想之敏锐，直逼鲁迅《狂人日记》。笔者时常讶异，反思近代国难的文字可谓浩若烟海，居然是金庸小说率先揭示了近代中国的江湖性颠覆的事实：即“古典性”的终结，“江湖性”的发端，现代性的薄弱，使中国沦为一个江湖国家。《鹿鼎记》的过人之处，是以主人公韦小宝这样一个流氓飞黄腾达的命运描写，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轨道的不公正，以及江湖化的真相。江湖颠覆正统体制，使整个社会变得荒诞。韦小宝，乃是扬州一个江湖混混、一个妓女私生子，暗合民间咒语“婊子养的” 。正经学问不学，仁义道德不顾;只学讲义气，擅钻营，心狠手辣，入皇宫假扮太监，逐步得到康熙的宠信;再入天地会，当上了青木堂香主，从此黑白两道均平步青云。韦小宝的故事结局圆满，晚年过得很是滋润，携七位大小老婆躲往云南，偏安一隅享清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