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曹操的唯才是举为何被黑？

古时的政治理论家赵蕤曾经在《长短经》中说到“人才难得，欲成就一等事业，必得一等人才。有齐桓公见稷之诚，刘备三往隆中之志，人才可得，事业可成” 。现今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国家之间的竞争，说到底，也是人才之间的竞争。但对于什么是人才，其标准应该如何勘定，儒法两家争论了上千年，迄今为止，亦无定论。笔者以浅薄的资质、驽钝的才华，自然也不敢对“何为人才”妄下断论，唯有追述古人，浅议一二。
三国时期的杰出诗人、王佐之才——曹操曾在《推恩令》中说“有德之士，未必能进取;进取之士，未必能有德。陈平岂笃行?苏秦岂守信耶?然陈平定汉业，苏秦济弱燕者，任其长也” 。曹操起于寒族之家，明于盛衰之道，通于成败之数，又加上生逢乱世，为了重修宇内、整饬朝纲，故此他的用人之道很大一部分继承了法家的衣钵。“唯才是举”其实也是推衍自“七术”中的“恃术不恃信”，即大力肯定荀子的“性恶论”，认为臣子的利益从本质上讲，跟他们这些帝王将相是相冲突、甚至是对立的。于是，他便提倡完善制度、修缮法规，提高领导艺术，以驾驭和操控下属。也正因为曹操寄希望于“体制约束”的思想，促成了他用人不拘一格的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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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之下，文子对人才的标准近乎择贤选圣，他说:“总括人才的美德，应该具备‘心欲小，志欲大，智欲圆，行欲方，能欲多，事欲少’六个特征。”所谓“心小”，意思是说性格要谨慎周密，在祸患还没有发生的时候，就能考虑到预防的措施;灾祸刚刚显露出征兆的时候，就能提高警惕，有所戒备。最根本的对策是不放纵内心的欲望;所谓“志大”，是说立志要宏大，以实现天下大同、全人类共同富裕为己任，在错综复杂的是非风云面前，坚持不偏不倚、公正无私的总则;所谓“智圆”，意思是说智慧要圆融无隙，象圆形球体一样，处处融合，找不到起点和终点，但是能够包容四方，没有达不到的地方，又象地底深处的泉水，永远不会枯竭;所谓“行方”，意思是说行为要正直端方，不屈不挠，纯洁清白，有如莲花，出污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在贫穷的煎熬下，决不改变情操，飞黄腾达了，又不被冲昏头脑;所谓“能多”，意思是说才能要达到文武兼备，不论是在有所作为还是静默孤独的时候，都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规范;所谓“事少”，是说善于把握事物的要领和关键，做到举一发动全身，以一机治全局，以静制动，以静待躁。亦即是说国家的兴废之道，全在人治，主张通过为政者“欲影正者端其表，欲下廉者先己身”、“子帅以正，则孰敢不正”的表率作用来引导属下修德律己，以达到政兴人和、国泰民安的境地。
因此在人才的勘定问题上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——“唯才是举”和“德才兼备” 。对于这二者的优劣长短，历来为史学家争论不休。北宋时期被誉为“诗中弥勒”的黄庭坚就曾大唱:“司马丞相昔登庸，诏用元老超群公。杨绾当朝天下喜，断碑零落卧秋风”的颂歌，力推圣朝“德才兼备”的用人理念。近代学者张理先教授则引用《黄石公》中的言论“使智、使勇、使贪、使愚，智者乐献其计;勇者尽其所能;贪者决取其利;愚者不避其死，始为天下王矣”，认为一个人要成就惊人的艺业，难免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，想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，并成为其中的领导核心，就要建立体制和把握权术。依笔者看来，双方所言各有道理，单单依靠修德律己的理念来制约下属，的确容易造成基层官员的平庸化和厚黑化，形成庸才或厚黑之人把持大权，“党同伐异、排除异己”的怪圈;而过分强调“唯才是举”则会给品行不端、善弄阴谋的人以要求晋升的借口。实在令人进退维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