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金十年被日本侵略打断：只是种虚假的神话

华盛顿会议和九国公约重新规划了一战后的远东秩序，以协约国在远东的主力日本为最大牺牲者。
从日本的角度看，“优等生”策略突然失灵了。
从中国的角度看，“流氓外交”突然显得比“绅士外交”更有效。此后十年，十九世纪的外交规范日益撕裂。中日双方都以自己的方式，走向双重外交。
日本的双重外交意味着外务省和军部的分裂，两个决策中心执行两种不同政策。中国的双重外交意味着同一批决策者执行两种不同政策，遇强则弱、遇弱则强。两种“双重外交”造成的长期后果，如果翻译成居委会大妈的白话文就是：中国不断耍小聪明占小便宜，然后吃一次大亏，落到前功尽弃的地步，然后从头开始故伎重演。讲理的日本人一再吃哑巴亏，丧失白纸黑字的权益，弄得自己像个傻瓜。耍横的日本人一再捞到法外的利益，觉得对方就是吃硬不吃软的角色，“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”才是最好的。
英国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观看这些不太体面的表现，觉得亚洲人就是既野蛮又狡诈，倒霉也是自作自受。
1922年，外务省制定《时局处理方针》：“尊重九国公约主旨，执行对华时局共同协议。”仅仅两年以后，军部就要求在直奉冲突中支持张作霖。从南京事件、济南事件到九一八事件，军部“隐忍”的耐性不断降低。民政党内阁倒台后，霞关(外务省所在地)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一群失去观众的演员。他们的做法就是不断重提1922年的框架，一次又一次地签署新的协定。
这事一点难度都没有，因为只有在当事人决心履行义务的情况下，谈判才会变得棘手。
当时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，至少国民政府一方没有什么认真谈判的兴趣。革命外交就是“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、惯例、或条约的束缚，都要一概打破” 。任何安排都是临时的，最终目的就是将帝国主义扫地出门。
“抗战打断了北伐后的黄金时代”，其实是国民党在失败以后发明的神话。无论从二十世纪历史的整体趋势看，还是从国民政府的内部文件看，抗战都是北伐的直接延续，国民政府并没有“世界终将从对抗走向对话”的天真念头。
【黄金十年被日本侵略打断：只是种虚假的神话】 1929年4月，《中华民国国防计划纲领草案》提出：“由外交之现势、地理之地位、历史之事迹而判断，将来与我国发生战争公算较多之敌国，首为陆、海相接而有满蒙问题、山东问题及其他多数利害冲突问题之日本。”
日本人倒是没有制定什么针对中国的战争计划，直到淞沪抗战爆发。不过，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觉得国军有什么战斗力。他们唯一忌惮或厌恶的对象，毋宁说是外交部的牛皮糖战术。
1928年以后，国民政府对英法美的修约谈判是认真对待的。对日交涉就完全两样，达不成协议比达成协议更好，因为任何协议都解决不了满蒙特殊地位问题，所以任何协议都是革命下一阶段的推翻对象，现在何必太认真呢?王正廷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们的态度，是以不了了之。”于是，一切都变成了悬案。
牛皮糖战术的主要受害者，就是日本的国际协调派和商人。1931年以前，他们说话还能管用。然而说话管用的时候，他们发现自己找不到负责任的交涉对象。1928年，张学良拒绝执行父亲一年前签署的《新五路协定》。他的借口非常幼稚，说是原来的文本弄丢了。日本人没有追究，其实是因为满铁当时还很想做生意。张学良自己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样，得意洋洋地表示“年轻人办事也不差” 。
1929年4月，辽宁省政府发出训令《禁止土地、房屋出卖给日本人》。1930年7月，辽宁省政府发出训令《禁止中日合办各项事业》。1930年9月，辽宁省政府《禁止盗卖国家土地》规定：无论私有、官有、公有土地，卖与或租与外国人者，均以盗卖国土论处，处以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课以罚金。